问题描述
包括抵制、挤兑等现象,双十一在即,京东是否会做出一定程度上的让步以平息众怒
京东最大的问题是,由于杨笠的口碑已经低于大部分男性的底线,所以京东请杨笠宣传时,杨笠作为“催化剂”,引发了男性对京东的集体行动,最终导致京东被一个脱口秀明星重创。
首先,我们要明白一点,就是杨笠与其说是“女性友好明星”,不如说是就是为了膈应男性而创建的。实际上杨笠在女性中的口碑并不好,一旦脱离性别这个话题,由于杨笠本身脱口秀能力极其低下,颜值实际上约等于樱小路露娜的相反数,而且面容高度具有攻击性:

所以自身商业价值极其低下。什么意思呢?就是杨笠在代言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品牌时,效果也并不好——因为脱离了性别这个话题,杨笠可以带来的情绪价值为0。那么杨笠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受众呢?
这也是我要说的:“很多男性还在幻想着‘不要和对方双输’,但很遗憾的是,对方有不少人,支持杨笠的目的很简单:和男性双输。”这也就是为什么杨笠代言品牌多以男性受众为主的原因,如果说得再明显一点的话,杨笠就相当于雪。杨笠事件的本质就是:女性往手上抹了雪以后,想办法把雪送到男性嘴里,在男性厌恶雪时,说男性破防了。
回到这个问题,很明显的是,京东低估了男性在自身阈值被突破以后所产生的集体行为。
这一点或许可以用阈值模型解释。
什么是阈值模型?阈值,指的是“在给定目标做出决定之前必须做出决定的其他人的数量或比例”。这一点由美国的著名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提出。
先从简单的模型说起。假设有100个人,他们的阈值呈现等差数列,从0~100排列。当阈值满足最低限度时,他们会做出相应的行为——比如支持”温柔的思辩姐姐是樱小路露娜“。阈值为0的人支持思辩,将阈值提升到1,然后在下一个时间段里,阈值为1的人支持思辩,以此类推,最后,100个人全部支持思辩。
但是,如果在其中做出一些调整,比如将阈值为1的人换成2,从(0,1,2,3)修改为(0,2,2,3),这样一来,即使阈值为0的人支持思辩,那么阈值为2的人也不会支持思辩,最后思辩只有1%的支持率。这其实和剧场效应是同一个道理。

唔姆,如图所示,以上是寻找临界分布平衡点的图形方法。对阈值函数求导,当导数,即斜率为0时,刚好和函数F(x)=x重合,这个点称为平衡点。
从函数图像中,我们可以知道,当参与集体行为的人群停止增长时,不一定是已经不关注集体行为,而可能是下一个窗口期的前兆。
阈值的标准差和支持的人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?唔呣,支持者的人数和阈值标准差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:

在临界点,支持者的人数逐渐增加到差不多6左右,然后突然跳转到100,然后随着标准差的增加逐渐降低,最后无限接近于50。
所以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:在临界点左右时,一个微小的扰动,就可能让一个群体一起做出相同的选择。随后,当群体越无序,那么就越不容易受集体阈值影响,做出相同的选择。[1]
那么在杨笠这件事上,在杨笠代言若干男性受众为主的品牌后,男性已经得到充分动员,对于杨笠的接受度无限接近于0,此时已经高度组织化。而京东忽视了链式反应的影响,只要初期在8小时内没有立刻解除和杨笠的合作,那么就会直接触发非常可观的链式反应,即:大量男性自发开始抵制京东。
除此之外,我们还可以参考In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& social computing的这篇文章。文章里面关于”催化剂“的概念也可以作为补充。
催化剂 "是一个基于 "激活阈值 "概念为群众采取行动而设计的平台。激活阈值以他人的参与作为承诺的条件:只有足够多的参与者承诺,某项事业才会被激活。组织者可以提出想法,只对那些达到成功阈值的想法投入精力,而参与者只需在有足够多的其他人也承诺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参与。

唔姆,如图所示,以上是催化剂的运营模式,在催化剂上组织了各种起因,每种起因都使用不同的激活阈值,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。
催化剂和一般网站的区别是什么呢?最大的区别,就是引进了”最低门槛“这一概念。在 "催化剂 "中,"最低门槛 "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,即许多活动至少需要一定数量的人才能取得成功,它是以临界质量理论为基础的。

唔姆,如图所示,以上是在 Catalyst 上组织的活动包括会议、学习小组、志愿者机会和快闪活动。火花线显示了活动期间的支持者人数。我们可以发现,人数的数量曲线大致吻合集体行为的阈值模型,即人数在保持平稳一段时间后突然爆炸式上升。

唔姆,如图所示,以上是参与者的参与情况与 Facebook 上的活动或通过传单或电子邮件宣传的活动对比,我们可以发现,参与者更有可能同意参加 Catalyst 上的活动,如果他们之前同意参加,也更有可能参加。[2]
在京东杨笠事件中,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:京东无论是从官网,还是客服,均存在着继续挑衅男性的架势:


那么这种挑衅的态度作为催化剂,无形中给男性设置了最低门槛:如果连一个京东都拿不下,那么自己岂不是白被羞辱了?此时男性为了达到最低门槛,就会开始自发进行集体行动,最后链式反应导致了京东出现金融危机。
参考
- Granovetter, Mark. "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."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, no. 6 (1978): 1420-1443.
- Cheng, Justin, and Michael Bernstein. "Catalyst: triggering collective action with thresholds." In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& social computing, pp. 1211-1221. 2014.